就算但以理做不了不食周粟的伯夷、叔齐，那还有第二种选择，就是荆轲——为什么不在身上藏一把刀，找到一个机会报家仇国恨？
所以但以理，你也没有像荆轲一样刺秦！
荆轲刺秦发生在公元前227年，那是一个诸侯争霸、弱肉强食的时代。秦国在秦王嬴政的统治下日益强大，已经吞并了韩、赵等国，燕国危在旦夕。
燕太子丹曾在秦国做人质，受尽屈辱，回国后对秦国恨之入骨。当秦军兵临城下时，太子丹决定派遣刺客去刺杀秦王，这就是荆轲刺秦的由来。
荆轲本是卫国人，游历各国，最后定居燕国。他性格豪爽，好读书击剑，结交了很多朋友。当太子丹找到他时，荆轲明知此行必死无疑，但仍然答应了这个任务。
出发前，太子丹和宾客们在易水边为荆轲送行。高渐离击筑，荆轲和歌：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”
这首歌唱出了中国历史上最悲壮的声音。在场的人都被感动得流泪，荆轲则表现出了超然的气度，仿佛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。
这个场面成为中国文化中壮士精神的典型写照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明知必死而不惧，为了信念和情义可以付出生命的代价。
荆轲带着樊于期的人头和燕国的地图来到秦宫，声称要献图投降。秦王欣然接见。
当荆轲展开地图，露出匕首时，他迅速抓住秦王的袖子，举起匕首要刺杀。但是秦王挣脱了袖子，荆轲追赶不及，最终功败垂成，被秦王的侍卫杀死。
虽然刺杀失败了，但荆轲的勇气和决绝震撼了所有人，包括他的敌人。据说秦王事后很长时间都不敢接见来自北方的使者。
荆轲刺秦体现了中国古代武人的价值观。与伯夷、叔齐的文人气节不同，武人的决绝体现在行动上，体现在以死报国的壮烈上。
在武人的观念中，当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，个人的生命就变得微不足道。重要的是能否通过自己的牺牲为国家和民族争取一线生机。
知其不可为而为之，这是武人精神的核心。即使明知成功的可能性极小，即使明知必死无疑，但为了正义和信念，仍然要勇敢地去尝试。
这种精神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：从荆轲刺秦到专诸刺王僚，从聂政刺韩傀到豫让刺赵襄子，无数武士为了信念而慷慨赴死。
武人的决绝道路有几个特点：
第一，以暴制暴。当面对强权压迫时，选择用暴力的方式来反抗。这种选择往往源于对现状的绝望和对正义的渴望。
第二，个人英雄主义。相信通过个人的勇敢行动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。荆轲相信刺杀秦王可以拯救燕国，虽然这在理性上几乎不可能。
第三，视死如归。为了信念和正义，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。这种精神虽然悲壮，但往往也是绝望的体现。
第四，同归于尽。既然无法在现有体制内实现理想，那就选择与整个体制同归于尽。这是一种极端的反抗方式。
那么，为什么但以理没有选择荆轲的道路呢？
从表面上看，但以理似乎缺乏荆轲那种壮烈的勇气。他没有选择刺杀巴比伦王，反而选择了在王宫中侍立。这在崇尚武力反抗的观念中，似乎是懦弱的表现。
但实际上，但以理和荆轲的根本差异在于他们对历史和命运的不同理解：
荆轲相信人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来改变历史，他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正义。
但以理相信历史掌握在上帝手中，人的责任是在上帝所安排的环境中忠心侍奉。
前者是人本主义的英雄观，后者是神本主义的顺服观。
前者追求通过毁灭敌人来实现正义，后者追求通过影响敌人来见证真理。
荆轲的勇气是瞬间的爆发，是在生死关头的果断选择。这种勇气虽然震撼人心，但往往是一次性的。
但以理的勇气是持久的坚持，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不断选择。这种勇气虽然不够戏剧化，但却更加持久和深远。
荆轲用一瞬间的行动表达了自己的信念，但以理用一生的侍奉见证了自己的信仰。
两种勇气都有其价值，但它们适用于不同的环境和使命。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刻，可能需要荆轲式的决绝；但在更多的日常时光中，我们需要的是但以理式的坚持。
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，我们更需要思考的可能不是如何在关键时刻表现勇气，而是如何在平凡的日子里持守信仰。毕竟，真正的胜利往往不是通过一次决定性的战斗获得的，而是通过日复一日的忠心积累起来的。
荆轲的道路虽然壮烈，但也提醒我们：有时候，真正的智慧不在于知道如何去死，而在于知道如何去活。
当我们面对不公义的制度和环境时，我们需要思考：是选择荆轲式的直接对抗，还是选择但以理式的智慧参与？
这并不是说我们永远不应该选择对抗，而是说我们需要在具体的处境中，依靠圣灵的引导来作出正确的判断。
正如《挂冠而去的风骨》中所展示的，文人有文人的选择方式。而《准备掉脑袋的心志》则告诉我们，真正的信仰勇气是什么。但关键在于，无论选择哪条道路，都要清楚自己的动机和目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