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中国古代有一个跟但以理很类似的例子，就是好像《拒绝王膳》，那就是中国儒家里面非常推崇的，就是伯夷、叔齐——就是不食周粟的故事。
他们是孤竹国的王室成员，那实际上叔齐那是王位的继承人，但是他没有继承王位，他跑掉了，让他的哥哥伯夷来做王。伯夷也不想做王，他们两个都跑掉了，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天下，这个商已经腐败了。
但是当周武王开始兴兵来灭纣的时候，他们又认为诸侯是不应该来攻打天子的。所以他们就劝这个武王，但是武王不听。武王后来把商纣王给灭了。
那在我们的观念里面，商纣王是暴君的代表，对吧？在中国的历史上，灭掉商纣那简直是大义凛然，那简直是天经地义，绝对正确，更有合法的基础的一件事情。
但是伯夷、叔齐在商纣灭了之后，他们誓死不做周的臣民，他们也誓死不吃周的粮食——不食周粟。他们就隐居在首阳山，在那里采野果为生，靠着上天所赐的食物，不吃你周朝的一米一粟，最后饿死在首阳山上。
这是中国古人的最高的道德典范。
所以我会想说，但以理，你跟我们的古人相比，岂不是差远了吗？那么第二，就算你做不了不食周粟的这个伯夷、叔齐，那还有第二种选择，就是《荆轲》——为什么不在身上藏一把刀，找到一个机会报家仇国恨？
所以但以理，你也没有像荆轲一样刺秦！
我们看到前不久新疆维吾尔人、穆斯林的选择跟但以理就不一样，他们选择了荆轲的做法。他们为了执守他们的信仰，他们为了反对同化，他们走上了暴力的道路。
这个伯夷跟叔齐呢是文人，文人呢就只有死了了事，所以不食周粟呢是他们最决绝的态度。正如《挂冠而去的风骨》所展现的另一种文人选择，古代士人面临政治腐败时，总是要在各种决绝的道路中做出选择。
为什么说他们是最高的道德典范？因为他们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几个最重要的品格：
第一，让国之德。兄弟二人都不争夺王位，互相推让，这在古代政治中是极其罕见的。他们宁可放弃荣华富贵，也不愿意为了权位而争斗。
第二，忠君之节。虽然商纣王确实是暴君，但在他们看来，臣子不能犯上，诸侯不能攻打天子。这是他们坚持的政治伦理。
第三，洁身自好。当新的政权建立后，他们宁死也不与之合作，不食其禄，不受其恩。这种品格在中国历史上被无数文人墨客所推崇。
第四，视死如归。为了坚持自己的原则，他们宁可饿死在荒山野岭，也不妥协。这种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的精神，成为中国士大夫精神的象征。
孔子对伯夷、叔齐推崇备至，称赞他们“求仁而得仁”。在《论语》中，孔子说：“伯夷、叔齐不念旧恶，怨是用希。”
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专门为他们写了《伯夷列传》，将他们列为《史记》的开篇人物传记，足见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。司马迁感叹说：“伯夷、叔齐虽贤，得夫子而名益彰。”
历代文人都把伯夷、叔齐作为气节和风骨的典范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在乱世之中，知识分子应该如何保持自己的品格和操守。
据《史记》记载，伯夷、叔齐在首阳山采薇而食，有人问他们：“以暴易暴，不知其非矣。”意思是说，用暴力推翻暴政，难道你们不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吗？
他们的回答体现了古代士人的政治理想：即使面对暴政，也应该通过正当的方式来解决，而不是以暴制暴。这种理念虽然在现实中往往难以实现，但却代表了一种理想主义的政治伦理。
最终，当他们饿得奄奄一息时，还作了一首《采薇歌》：
“登彼西山兮，采其薇矣。以暴易暴兮，不知其非矣。神农、虞、夏忽焉没兮，我安适归矣？于嗟徂兮，命之衰矣！”
这首歌表达了他们对理想政治的怀念，对现实政治的不满，以及对自己命运的感叹。
那么，但以理与伯夷、叔齐的选择有什么不同呢？
从表面上看，伯夷、叔齐的选择似乎更加”高尚”——他们宁死不屈，保持了完美的道德品格。而但以理却选择了在异邦君王面前侍立，这在中国传统观念看来，似乎缺乏气节。
但是仔细思考就会发现，两者的根本差异在于对上帝主权的认识：
伯夷、叔齐的选择基于人的道德理想和政治伦理，他们要靠自己的道德品格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
而但以理的选择基于对耶和华上帝的信靠，他相信神掌管历史，神可以使用任何环境来成就祂的旨意。
前者是人本的道德主义，后者是神本的信仰生活。前者追求完美的道德形象，后者追求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侍奉神。
伯夷、叔齐的道路虽然在道德上无可指摘，但它也带来了一个问题：这种绝对的道德理想往往只能通过死亡来实现。当现实与理想冲突时，似乎只有死亡才能保持道德的完整性。
这种选择虽然悲壮，但也使得正直的人无法在现实中发挥更大的作用。伯夷、叔齐通过死亡保持了个人的道德纯洁，但他们也失去了在新的时代中继续发挥正面影响的机会。
而但以理的道路虽然看似”妥协”，但实际上开启了一种新的可能性：在不完美的世界中，仍然可以忠于上帝，仍然可以发挥正面的作用。正如《水至清则无鱼》所讨论的，过分追求纯洁有时反而失去了生命力。
这两种道路都有其价值，但它们代表了不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。一种是完美主义的道德理想，一种是现实主义的信仰智慧。
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，我们需要思考的是：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中，我们应该选择哪一条道路？是像伯夷、叔齐那样通过分离来保持纯洁，还是像但以理那样在参与中保持信仰？
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但但以理的故事告诉我们：有时候，真正的信仰勇气不是表现在决绝的分离上，而是表现在困难环境中的坚持上。这与《拒绝王膳》的核心精神是一致的——不是逃避世界，而是在世界中保持属灵的标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