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77期

我的第一架照相机

——纪念爱妻乐俊士博士去世12周年

伍正志（6335）

我是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系63级学生(6335)，念了3年书，WG停课“闹革命”了。1967年年初，我从北京一家专卖抄家物资的调剂商店花15元钱买了一架照相机——前苏联生产的135斯缅纳牌普及型相机，光圈4.5到22，快门速度各档齐全，带B门和自拍，机身是黑色酚醛硬塑料的，还有个牛皮相机套。小相机给我带来了不少乐趣，记下了我青年时代的人生旅程，见证了我的爱情、亲情以及与同学朋友之间的友情。

624的谈庆胜是我的摄影启蒙老师。老谈，苏州人，说话温文尔雅，教了我不少摄影基本慨念：胶卷的感光度与粒子粗细的关系，景深与光圈的关系，相机的光圈与快门速度的搭配；如何选择曝光度，如何选择入射光方向等等。老谈还推荐我去北京前门购买廉价的24定135电影胶卷，用来代替21定的商业135胶卷。老谈说24定的胶卷感光速度比21定快一倍，拍出的底片影像反差大，粒子粗；翻印或放大时，须用1号或2号相纸来补偿。老谈还教我如何在暗室里把剪下来的24定135电影胶卷装入小相机中。我也跟着老谈学习翻印和放大照片的技术，暗室操作就像做化学实验一样，十分有趣。

1967年，我与同班同学、一同来自上海的乐俊士正处于热恋之中，而小相机增添了我俩的情趣。我把从老谈那里学来的摄影技术教給俊士，一起互相拍照:

1 作者站在玉泉路校门口

2 在图书馆楼顶上（背景为教学大楼和男生宿舍楼）

3 俊士舞剑

4 天安门广场

5 上海黄浦江边

6 雪后的中山公园

7 我俩在公园的合影

我还常和同学一起外出旅游拍照，记录下同学间的友情。1967年夏，我与几位同学一起登泰山：

8 作者和上海市东中学的同学马金才（632）

9 作者、马金才、陈鹤平（652）

校园里不少同学知道我的小相机不那么精贵，常借去拍照，他们得以留下了大学时代的记忆。

1968年年底，我和俊士面临毕业分配，要求工宣队把我俩作为未婚夫妇，分配在一起。“科大求学“结束了，科大校园是我和俊士爱情长河的源头，小相机功不可没。

毕业后，我俩去工作单位——吉林省临江林业局报到。走出临江火车站，眼前是蓝天、白云、雪地，阳光刺眼。过了一会，我才看清楚车站旁边低矮简陋的木板房。俊士已经注意到我阴沉的脸色，便轻轻地推我一下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俩乘森林小火车，去长白山沟里的东风林场，参加新员工学习班。学习班上约有近20多名来自北京、上海、兰州、长春、沈阳、哈尔滨等地的68届大学毕业生，中国科大就有四位，另外两位是632的朱玉群和陈仲英。周末，我拿出小相机拍雪景，图10和11中，我和俊士戴着狗皮帽，穿着大衣站在雪地里，背景是白桦树林，有点林海雪原味道。学习班结束后，学员们被安排到林业局基层单位劳动锻炼一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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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起“相机风波”事件，令我难忘。我与部分学习班同学约好在桦树镇过1969年春节，大家借住在桦树车务段宿舍。我拿出小相机，在桦树小火车站上，兴致勃勃地为大家选景拍照。让朋友们站在火车头旁留影，还有以延伸去远方的小火车铁轨为背景拍照。可惜，那是个阴天，到处是黑灰色，黑灰色的木板房，黑煤灰覆盖的雪地，黑色的小火车头，但丝毫不减大家拍照的兴头。晚饭前，宿舍里来了几位戴红袖标的“不速之客”，自称是桦树森林铁路“群众专政指挥部”（群专）的。领头的一脸暴戾，傲慢地问：“谁的照相机？有持照相机证吗？”我答道：“我的照相机，没有持照相机证，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持照相机证”。他蛮横地说：“临江是边疆，火车站是要地，不允许拍照！”几位同学争辩道，相机不是枪，不需要持照相机证。那位“群专”头头无言可答，但非要没收照相机。我感觉再解释一句都是多余的，不屑看他们那副无理又无知的嘴脸，交了相机，息事。那天晚上，我心情糟透了，原想在远离家乡的边陲之地第一次过年，与新认识的朋友们拍照寻乐，没想到如此败兴。我喝了不少当地的红酒，还唱了好几首歌，想冲淡沮丧的气氛。俊士则在旁解嘲“老伍喝多了，喜欢唱歌”，并拍拍我，轻声说：“过年了”。后来，林业局革委会的军代表没收了胶卷，但把小相机还给了我。这次“相机风波”给我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。2006年，我回访临江，一位曾经在桦树镇工作的老同学告诉我“相机风波”的后续：那位桦树“群专”头头，曾当面向这位老同学为“相机风波”事件道歉。

我和俊士在“三公里”的制材厂劳动锻炼了一年。我们在三公里地区劳动锻炼的同学都住在单身职工宿舍，一趟东西向平房。我与四位室友住在东头的一小房间，而俊士、陈仲英（科大632）,以及另外两位女大学生住在西头一个女生房间。下图（12）中，俊士、陈仲英（中）、北师大的小李坐在炕上，头顶上一排木箱，一人一个，存放各自的衣物，炕洞在室外过道上，每天下午专人烧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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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锻炼结束后，我和俊士被分配到位于临江镇上的林业局职工医院药厂，从事药品制剂工作。图13中，俊士站在职工医院大院，面朝鸭绿江，身后是一栋医院的三层红砖大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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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江镇位于一条窄窄的沿江峡谷，前临鸭绿江，后靠卧虎山，风景秀丽。据说，长春电影制片厂，在鸭绿江江坝上，拍摄电影《刘三姐》的外景。春天，我们到卧虎山，踏青拍照，拍下了最得意的一张照片（图15）：俊士站在细细的春雨中，披着透明塑料雨衣，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，脸上露出标志性的微笑，背景是像条带子一样的鸭绿江和对岸氤氲薄雾中的朝鲜远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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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天，最美的是鸭绿江水，清澈见底，俊士蹲在江边的那块洗衣石头上留影（图16）,那是我俩一起洗被子的地方。俊士把被套一层一层地叠成长方形，每层涂上肥皂。我接着用橡木棍反复捶打，再用江水漂净。我喜欢与俊士一起在江坝上散步，望着滚滚的江水和对岸朝鲜的远山，有山有水，情趣浪漫。我迷茫、担忧、胡思乱想，要不要在临江安家落户呢？以后我将怎么样让自己的孩子攫取足够的营养呢？又将怎么样让孩子接受良好教育呢？我一辈子就在这里“扎根”吗？还要不要追逐自己中学时代“当科学家”的梦想呢？问题，一个一个地涌上心头，啃噬我的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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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临江林业局职工医院的大院里住了3年，其中两年多住在大院的洗衣房里，与洗衣工老王头做伴。老王头五十来岁，瘦高个，孤老棒子，有洁癖，脾气倔，好喝小酒，酒酣时常常给我讲早年他在沟里当木把的趣事。我很感激老王头的接纳，让我睡在洗衣房熨衣服的大桌子上。我给老王头拍了一张以卧虎山为背景的照片（图17），怀念这位善良的老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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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日，医院食堂只开两顿饭。我常在早饭前，坐在洗衣房的台阶上读英文。这是中学时期养成的“好学习”的习惯，梦想着总有一天自己能够读英语文献，做科学实验。一次，林业局的一把手朱政委坐到我旁边，问我读什么，我说读英文。他把书拿过去看了看，我解释说，这是一本英语化学文献选读。他鼓励我说，读书好，总有一天用得着的。当时，“鄙视学英文”的氛围，甚嚣尘上。朱政委却不理这茬，还要我为他儿子（朱兵役）补习中学数学和英文。小朱老实、高个、帅气，但是不喜欢学习。小朱私下跟我说，以后去当兵。朱政委和他夫人，真心实意地希望儿子能跟着我学习。相册里存有一张我和小朱的合照（图18），留下了这段故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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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江四年半的边疆历练（1968.12-1973.7）绝不轻松。物质生活极端贫乏还在其次，给我带来巨大压力则是精神苦闷。幸亏有俊士陪伴，她最懂得我，像是我的“心理医生”，用她生来俱有的豁达与乐观，温暖我的心，常用几句话，一个眼神，一个手势，驱除我的苦闷。而小相机则让我俩陶醉于追逐美的愉悦之中，常一起观看冲洗好的135照片，讨论哪一张是人美，景也美，借此稀释精神上的苦闷。

“临江历练”终于结束，我和俊士调回1970年下迁到合肥的母校-中国科大。我俩在化学系有机高分子教研室任教，俊士跟着徐种德老师设置高分子物理化学实验。我跟着有机化学教研组的周光琦老师，为72级同学讲授有机化学课；而我负责答疑，批改作业和讲习题课。我们的生活也走上了正轨，分配到了一套位于136号楼的两室一厨的宿舍，第一次有了家。1974年秋迎来了家庭第一位新成员，儿子老虎。我开始用小相机为母子俩拍照了。俊士抱着半岁大的儿子站在136号楼阳台上的照片（图19）和校园池塘边上的照片（图20）。年轻妈妈看着儿子的眼神，就像我以后在德国艺术博物馆里见到过的一幅母与子的浮雕，凸显浓浓的母爱。1978年春，迎来了家庭第二位新成员，女儿征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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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8年10月，我考上了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蒋锡夔教授/吴成九老师的研究生，带着4岁的儿子，回到了家乡上海。我把儿子留在父母家，自己住进了有机所的集体宿舍，开始了研究生学习生活。1979年俊士为了能够家庭团聚，报考了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黄维垣院士/史观一教授的研究生。我为俊士准备了有机化学复习资料，其中包括简译了哥伦比亚大学Breslow教授的《有机化学反应机理》小册子。当时，俊士一边准备研究生的入学考试，一边负责两位76级毕业生的论文实验，还要带才一岁的女儿，顺利经过了初试，复试和口试。一天下午，吴老师兴匆匆地来实验室告诉我：乐俊士以第二名成绩被有机所录取了。

1979年10月，我回合肥中国科大搬家，小女儿已经一岁半了，她站在小手推车里，瘪着嘴喊“爸爸”，一点不怕陌生，张开小手要我抱，可惜没有拍照留影，但她那副可爱的样子，就像照片一样，留在记忆里。我们人生旅程中的“科大任教”这一章已经翻过去了，新的一章“上海读研”开始了。一家四口在上海团圆了，但没有属于小家庭的住所。平时我和俊士分别住在有机化学研究所的男、女宿舍，儿子在他爷爷奶奶家，小女寄养在邻居家。周末，我们在爷爷奶奶家聚在一起，有时去公园玩。我改用120海鸥相机，拍下了俊士和孩子们在上海长风公园游玩时的笑容，（图 21、22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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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自己初学摄影，技术有限，135照片太小，放大后也不清晰，但记下了我的青年时代中求学、恋爱、边疆历练、建立家庭，一路走下来的难忘片刻，有些是刻骨铭心的，也培养了我对照相化学的兴趣。

我出国“攻博”和“博后”的研究兴趣都是光化学，研究光引发的有机化学反应，兴趣似乎来自于小相机。90年代初，我和俊士在Purdue大学结束了“博后”训练，神奇的是我俩拿到的job offers都与照相工业有关。我进了伊士曼柯达公司（Eastman Kodak）从事彩色感光胶卷的研发，而俊士进了3M公司的一个生产医疗X光片的工厂，从事X光胶片产品质量控制，地点都在纽约上州的Rochester市。我俩成了卤化银化学工业的同行。

小相机的历史使命结束，成了儿子的玩具，如图23，而我俩在人生旅程中的几个关键节点似乎都与这架小相机有关。小相机带给我的摄影爱好，则跟了我一辈子。

23 奶奶与孙子和孙女

【注】乐俊士（6335）1968年北京中国科大化学系毕业，分配到吉林省临江林业局工作，1973年调回合肥中国科大化学系任教，1981年获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硕士，1991年获加拿大Simon Fraser大学博士，1992年完成Purdue大学的博士后训练，进入3M公司，从事医疗X光胶片生产的质量控制，先后转入3M的Special Chemical and Special Material Division和Drug Delivery Systems Division,从事新产品和新药品的研发，2007年从3M退休。退休前职称，Research Specialist。

乐俊士博士（1946-2013）

作者简介：伍正志（6335），1968年北京中国科大化学系毕业，分配到吉林省临江林业局工作，1973年调回合肥中国科大化学系任教，1981年获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硕士，1987年获加拿大Simon Fraser大学博士，1990年完成Purdue大学的博士后训练，进入Eastman Kodak公司，从事彩色胶卷研发工作，1996年转入3M公司的Drug Delivery Systems Division,从事新药品研发，2013年从3M退休。退休前职称，Division Scientist。现定居在加州旧金山湾区。

编辑：滕春晖，刘扬

排版：俞霄，许赞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