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卌年]下乡半年参加高考-上海最后一批知青

一个转身，光阴就成了故事

一次回眸，岁月便成了风景

作者简历

贺越明，资深媒体人、文史作家。1978年2月入读复旦大学新闻系，先后获学士、硕士，留校任助教、讲师；后赴美留学，获夏威夷大学传播学硕士，曾在美西两家华文报社主管采访和编译。现任澳门九鼎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兼《九鼎月刊》主编，著述甚丰。

原题

18岁的人生转折作者：贺越明

1977年5月我随上海最后一批下乡知青，到崇明县大同公社插队。12月参加高考，跨入复旦新闻系77级。扣除复习迎考、回家探亲及下雨休息等日子，出工的天数共获576.2工分，以中等劳力每工分6分5厘计，分得37元4角5分，另加家肥（实物）投资1元3角5分，合计38元8角，扣除分得的粮食、柴草和其他实物（西瓜、黄芽菜等）共计35元4角1分，最后实得现金3元3角3分。这是约五个月的劳动所得。

1977年，中国开始改变航向，缓缓驶入正确航道。

我的私人档案袋里，有几件大小不一的纸张，都是四十多年前的，但并非名人手札，也不是什么文件，却从无想要丢弃的念头。那些纸张虽然很薄，但记载着早已逝去的一段青葱岁月，尤其当它们放在一起时，可以完整地勾勒出十八岁那年的人生转折，且与时代变迁息息相关，便在我心里有了一种厚重感。

务农的通知书

虽说我是1976届中学毕业生，但上海这届学生直到1977年才开始分配。那一年，尽管政治格局有所变动，历时十年的“文革”已至尽头，许多方面还在“照过去方针办”。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支持小女儿下乡务农的事迹，经媒体广泛宣传，表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方向不变。

不过，1968届、1969届初、高中生一律分到农村、农场或建设兵团的“一片红”去向，已从1970届起调整，改成依据毕业生的兄姐去向和其他情况确定务农或务工。我因姐姐已进厂工作，所以未进中学就知道除非出现奇迹，否则毕业后按政策肯定务农。即便务农，也分领工资的国营农场和挣工分的插队落户，有很大的差别。

我属于“全工无农”的情况，是务农的硬档，只能是后一种去向。在那个年代，个人没有自主择业的权利，也无其他自食其力的空间。好在其时插队落户改去上海郊区，不用长途跋涉远赴外省，至少往返交通方便多了。

我作为学生干部，也看出毕业分配是十分复杂和耗费时间的过程，有关政策非常细致，套用起来更是琐碎，要将各种情况分成多个档次，然后逐一确定每个人的去向。即使分配留在市区也不相同，有的直接进国营工厂，有的去大集体或小集体单位，有的属于迁到外地的“小三线”企业代培，也有的入读中专、卫校或技校。其间，绝无上大学的可能。这在当时是奢望或曰美梦，因大学招生已改为从工人、农民和军人中选拔，主要由获得名额的基层依据政治表现推荐上报。

1977年4月25日，我收到上海市虹口区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寄来的《通知书》，内称：“在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我们深入揭批‘四人帮’，走向大治的大好形势下，你遵循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关于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’的教导，响应党的号召，积极报名上山下乡，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光辉道路，已光荣被批准去崇明县大同公社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……”通知书下方列有“注意事项”，要求4月30日上午八时到我就读的洪湖中学办理报到手续，将粮油户口迁出，带到插队落户所在公社迁入，等等。

1977年作者收到的赴上海崇明县插队落户通知书

一天傍晚，父亲让我随他到山阴路的大陆新村一位长辈家做客。主人蒋湘军年轻时投身抗敌演剧队等文化事业，上海解放后曾任解放日报社总务科长，后调其他单位工作。他笑呵呵地说：“苏州老家送来几只春蟹，特地请你们来品尝。”另一位客人是蒋伯伯的大弟蒋柯夫，是从宣传抗日救亡中参加革命，在戏剧界有舞台“效果大王”之誉，时任市文化局演出处处长。蒋伯母端来煮熟的四只大闸蟹，便退出客厅。我有些惶恐：自己竟然坐在方桌一端，和三位长者一道吃蟹。每人一只蟹之外，还有一小盅黄酒。

吃蟹饮酒之间，蒋伯伯问我有无确定务农的去向，我回答是崇明。他轻叹一声，对父亲说：“这孩子喜欢看书学习，就这样去插队落户，真是可惜！”接着又说，他有个原任报社总务科副科长的搭档，早年和他前后调离，现在崇明县五金交电公司当领导，到时候看能否请他关照一下。父亲举起酒盅，向他表示谢意。

1980年初《世界经济导报》经理蒋湘军（右二）和主编钦本立（中），副主编李鸿礼（右一），陆平（左一），胡塞在筹备会后合影

我办完报到手续的十天后，就在十八岁生日那个下午，家门外忽然响起一阵锣鼓声，到门口静默一会，又敲锣打鼓而去。开门一看，门上多了一张大红喜报，祝贺我光荣地成为一名下乡务农的知识青年。

5月14日，我带着行李坐上去吴淞口码头的公交车，在那里与送行的几位同学道别，然后乘上客轮，航行两个多小时抵达崇明岛的南门港码头，再乘车到蟠龙镇上的大同公社报到，受到干部和社员的热烈欢迎。我落户的是大同大队第九生产队，来迎接的队长小黄往平板车放上我的行李，就推着车带我步行二十多分钟，到达我在农村的新家。

对于插队落户之地，我其实并不陌生。这个公社是中学的学农对口基地，前一年秋季学农，我所在的班就在红星大队第六生产队，与插队落户的生产队只有一条小河之隔。半年多后，又来到学农劳动一个多月的地方，有一种旧地重游之感。但是，务农与学农毕竟有着本质的区别，农民在称呼上也分得很清楚，学农时叫学生仔，务农便是下乡知青。我入住的是路边的简陋茅屋，隔成厨房和卧房，里外都是砖墙，没有抹过泥灰，砖缝里渗进光亮，到冬天会透入寒风。生产队沈指导员用知青安家费买来生活用品，房东郁师傅送来一碗菜和四只鸡蛋，斜对门的青年小章帮忙搭床铺、搬木箱……所有这些，使得空置很久的房子有了住家的气息。

落户第三天下午，我开始下地干农活。最初，给棉花秧拔草、松土；接着，下稻田插秧；后来，又翻地，挑草肥。白天干完后，吃过晚饭，再到打谷场给收割的麦子脱粒，直到夜里收工，回来后一直腰酸臂疼，难以入睡。农活越干越多，越干越重。虽然地属市郊，但农具简陋，生产方式落后，主要还是依赖人力。很快，我的手掌长出硬茧，右肩也因挑担而红肿。

一个半月后的一天，蒋湘军伯伯约同父亲来到崇明看我，先在县城和老同事杲伯伯会面，由他安排一起坐吉普车到蟠龙镇，热情地勉励了我几句。杲伯伯对我说，到县城时上他家去玩。他们先回县城后，父亲在我的茅屋住宿一夜，特意讲道：“这次是蒋伯伯主动提出来看你的。”这话使我浮想：蒋伯伯家那次独特的蟹宴，是为将要下乡的我而办的。这位长辈阅历丰富，见多识广，与家父本无渊源，是因各自的小辈亲戚恋爱而结识，平时交往不多，但他的真诚关爱令我感动，理当忆念终生。

高考的准考证

那一年中学毕业生分配时，务农尤其插队落户的人数，总体上少了很多，下乡后至多二三人落户在一个生产队，像我独自一人的也不少，形不成知青集体户。下雨天不出工，各队的校友之间会互相走动、交流。

9月6日是个寻常的日子，中学校友小朱却带来一个不寻常的讯息：我们这一批下乡知青明年可能有资格报考大学。虽然尚未证实，但触发我的心思：若是真的，那就给渴望读书的人带来一线希望。我也想到，整个中学期间，学工、学农以及政治运动如“批林批孔”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等，占去许多本该用于教学的时间，各科学习不扎实，如果有考大学的机会，恐怕需要补习一番。

正值农闲，我向黄队长请假后，到市区探亲。不料，从家人到邻居，都对大学招生的事情有所耳闻，议论纷纷，说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副主席对科技、教育工作有指示，新的大学招生方针已经拟定，是“自愿报名，统一考试，择优录取，政治审查”。我有些兴奋，如果真是这样，没有其他诸如下乡年限的规定，那我这个为时很短的知青也有报考的资格了。传闻其实不尽准确，“政治审查”四个字并未列入招生方针。此时，数理化教材十分抢手，到处有人借有人学，新华书店门口贴出“数理化和外语等书籍一概售完”的告示，以免太多人进门询问。自然，社会上长期弥漫的“读书无用论”阴霾瞬时消散，而追求知识、尊重人才蔚成风气。

我踏进离开四个月的中学校园，遇见每一位相熟的老师，几乎异口同声说：“你可以考大学了。”有的还多讲了几句，说我基础好，抓紧复习一定可以考上。同学小陆是北京空军大院长大的，随调到驻沪空军的父亲来插班入读，曾随教音乐课的年级组长李老师学声乐。他邀我一起去多伦路上的李老师家，进门没说两句就讲到考大学。早先从海政文工团复员的李老师好似很有把握地对小陆说：“如果北京广播学院招生的话，你可以去考播音。”又对我说：“你的语文和政治都好，应该报考复旦大学新闻系。”他还说要为我设法搞些高考复习资料。班主任许老师也有同样的表示，后来让同学送到我家几次。这确实很重要，听闻复兴中学1977届在校生的数学、物理等测试，及格者寥寥无几。有一种议论认为，不论从工农兵中选拔，还是在校生中招考，文化程度都不及“文革”前的学生。

作者（左一）和同学小陆（左二）等中学毕业时合影

探亲结束回生产队路过公社时，我听负责知青工作的干部说，没有大学招生的文件下达。过了三天，知青工作队的老韩来队里看望，对我想考大学的愿望表示理解，也同情知青缺乏时间和条件学习，但又爱莫能助。他临走前留下的话是“还是要积极参加劳动”，“正确对待考大学的事情”。他和另一位老朱，是静安区政府机关干部，派驻大同公社了解知青的状况并帮助解决问题。看来，他和公社干部一样，要么真是情况不明，要么为了稳定人心，不便表态支持复习迎考。

我当晚在日记里写道：“大学，谁不想上？满手硬茧、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江大年都想上大学，何况我们这些刚走出校门不久的学生了。”“电影里的江大年命运颇佳，凭着手上硬茧这个很硬的资格，跨进了共大……我们呢，虽有硬茧，但不多，更不顶用，只好发愤努力了！”江大年是1975年上映的电影《决裂》里的人物，因成份好和劳动好被选拔进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。看过的人都知道，那是一部颂扬彼时作为新生事物的特殊大学及其招生方式的影片。

17日收到家里来信说，高考将分文科、理科两大门类，考试科目不一样。如果真是这样，依照自己的爱好和志趣，就报考文科。我喜爱文学，读过不少世界名著和古典文学作品，怀有成为作家之梦。不过，想起中学李老师建议我报考复旦大学新闻系的话，加之读过三卷本《韬奋文集》，钦佩作者的奋斗精神和时评文章，觉得若能当一名新闻记者也不错。

1977年10月21日《人民日报》刊出新华社消息《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》

再次到市区家里，不用打听，情况已经明朗。10月21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刊出新华社消息《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》，报道9月25日闭幕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确定新的政策；还配发社论《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》，明确提到大学招生对象是工人、农民、上山下乡和回乡知青、复员军人、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，具体采用自愿报名、统一考试等方式。实际上，这是重新遵循教育固有的规律，回归常识和常规的做法。我想自己既是下乡知青，又算应届高中毕业生，只要没有阻扰，就有报考的资格。

这个喜讯振奋人心，不仅一部分下乡知青跃跃欲试，许多农村青年也闻风而动。全公社男女老少共一万多人口，传闻有三四百人要报考大学，都是青壮劳力，公社领导担心这将影响农业生产，决定委托大同中学的教师出题，在11月里举行一天两场预考，所有想考大学的人都可参加，目的是让成绩不理想者知难而退。

预考是两门科目，上午数学，下午语文。数学的题目不算难，语文的重点是命题作文《当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……》。三天后，试卷分数出炉。房东郁师傅是社办农机厂厂长，与公社领导相熟，晚上特地来告知：“倷倒是着力的（崇明方言‘厉害的’）！公社贺书记今天碰到我讲：‘倷那里知青小贺的考试分数，在全公社的前三名里。’”公社党委书记恰好和我同姓，故对我这个知青有点印象。当天我去大同中学看过考试成绩，预考时在教室监考的那位语文老师还按“名”索骥，把我叫到一边，称赞那篇近七百字的作文写得好。其实就如文题要求，写的是我三年前去北京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的所见所感。

终于，从公社领得高考报名表。该表的报考志愿，可以填若干院校，每所大学申报三个系科。那时，报纸上已公布高等院校招生的系科及专业名录。我毫不犹豫地将复旦大学新闻系作第一志愿填上，又填报同校中文系、历史系为第二、第三志愿，还填了上海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学院中文、历史等系科。我对能考上大学并无把握，这样填报志愿，纯粹基于“初生之犊不畏虎”的冲动。

作者当年的准考证

没过多久，收到参加上海市1977年高校招生文化考试的《准考证》，是一张粉红的长条纸，报名号为137823，注明“文科类”，右侧是考试日程表，背面则有“注意事项”，列明考试规则和考场纪律。

录取通知书的信封

那次预考的成绩，不仅使我增加了信心，还带来意想不到的助益。黄队长听说此事后，上门对我说：“你不要出工了，就安心复习功课，准备考大学吧！”我正为如何解决劳动与复习的矛盾而纠结，听了这话，心里一下子释然、轻松了。从这点来说，插队落户远比国营农场自由，可以有较多的时间复习。同时，我觉得要珍惜时间，不能辜负生产队的理解和支持。

我已从家里带回中学高年级教科书，还有上海人民出版社的“青年自学丛书”的政治、语文、历史、地理等分册，订出包括科目、时间在内的复习计划。其中，政治、历史、地理涉及范围广，知识点多，要花较多精力阅读，有些内容还需死记硬背。语文和数学，反而不用投入太多时间。

我从下乡落户起，哪怕白天劳动再累，晚上也要做完两项功课。一是写一篇日记。这是入读中学后养成的习惯，此时续记务农的见闻和感想，不是描绘劳动场景，便是记述学习体会，或是抒发内心感受。二是解数学题。

我下乡前，听已进工厂的高一级校友小沈说，他买了《应用数学基础》，是外国人编写的，内容很好。我也去买来上、下两册，作者是W·希尔和G·洛夫，基本涵盖初、高中的数学课程，每节附有习题，非常适合自学。我看一小节，再解一道题，然后才熄灯上床。农村的电力不太稳定，有时会停电，就借了煤油灯，停电时在煤油灯下看书、解题。白天体力劳动，夜晚脑力劳动，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。

生产队允许我“脱产”复习，便有充裕的时间按照不同科目的特点合理安排，有的早晨熟读，有的上、下午钻研，有的晚上温习。为了省时省力，几乎不去镇上买菜，连着吃了两个月队里分给的黄芽菜，中午点燃灶头煮饭炒菜，晚上用开水泡热吃下去。虽然清苦、单调，但内心因向设定的美好目标冲刺而充实。

我不清楚崇明设有几个考场，只知道自己要去的考场设在崇明中学，在距离较远的县城。一天下午，我借了自行车去城里，按址找到该校所在地，然后造访杲伯伯家。他去市区出差不在家，杲伯母和小儿子很热情，说他们家离考场不远，邀我考试时去住。我想到考生众多，到时候可能找不到投宿之处，而路上往返又远，就答应下来，消除了后顾之忧。

恢复高考的上海第一次考试，定在当年12月11、12日，分别为周日和周一，上午八时半到十时半，下午一时半到三时半。文科类第一天考数学、政治，第二天考史地、语文。每次进出考场时，心情都既紧张又兴奋，直到最后一次考完走出教室，才完全松弛下来。我回想整个答题过程，觉得可能被扣分的地方极少。尤其语文考试的那篇作文，记叙文和议论文任选一题，我选写批驳“四人帮”成员张春桥 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的论调，是尚在流行的大批判文章，自认写得论据充分，逻辑严密，语意畅达，应当可得高分。

考完后，我去杲伯伯家道谢和告别，骑自行车回到生产队。翌日一早，便和社员们一起出工。有的社员关心地问我考得怎么样，也有的说我应该先休息一下。尽管我感觉在考场发挥得不错，很有可能如愿以偿，但想到因为复习而未参加农忙干活，而生产队的劳力不算充足，还是应该继续出工。一旦放下书本，没有精神负担，干起枯燥的农活来竟然格外轻松。

年末，队里完成全年劳动工分统计，我收到一份“一九七七年年终决算社员分配清单”。我5月中旬落户，扣除复习迎考、回家探亲及下雨休息等日子，出工的天数共获576.2工分，以中等劳力每工分6分5厘计，分得37元4角5分，另加家肥（实物）投资1元3角5分，合计38元8角，扣除分得的粮食、柴草和其他实物（西瓜、黄芽菜等）共计35元4角1分，最后实得现金3元3角3分。这是约五个月的劳动所得，算是没有像许多同时下乡的知青那样倒贴。

尽管我因报考大学，出工天数大打折扣，还是被生产队、大队到公社层层上报，入选参加崇明县第三次下乡知识青年代表会议，被评为1977年度全县先进知青。可见，农村干部和社员们是何其宽厚和公正，不仅没有因我全身心参加高考脱离劳动而不满，相反还对我的总体表现给予肯定和褒奖。

1978年春节前，我到市区家里准备过年。那些天，不断听闻有人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，我却未获任何消息，心里不免有些忐忑，似乎在等待命运的裁决。一天下午，邮递员送来一封厚厚的信，是从生产队寄来的。我拆开一看，是“复旦大学入学通知书”，通知我被该校新闻系录取，还附有“复旦大学学生入学注意事项”。以第一志愿被录取，令我欣喜万分！那份入学通知书在报到那天交给了办理注册学籍的人员，而信封虽已陈旧，但珍存迄今而不曾弃置。接着获悉，校友小朱考上复旦大学化学系，又成大学校友；他的孪生弟弟考取华东化工学院，学长小沈则考取上海师范大学地理系；同学小陆来信，告知他被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播音专业录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