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文圣经的”上帝版”与”神版”：一场持续数十年的译名之争

“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，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，约书亚也照样行。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，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。”
约书亚记11:15

在中文圣经的翻译历史上，有一个独特的现象：同样的《和合本圣经》，却有”上帝版“和”神版“两种版本并行存在。这种情况在世界翻译史上极为罕见，背后隐藏着一场持续数十年的”译名之争“，以及一次关键的三天会议。

译名之争的起源

这场争议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，当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（Robert Morrison）于1807年抵达中国开始翻译圣经时。他面临的首要挑战之一就是如何将基督教的核心概念”God”翻译成中文。这不仅是一个语言问题，更是一个文化与神学问题。
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既有”上帝“的概念，也有”神“的表述。”上帝”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出现已久，最早可见于《尚书》的《虞书·舜典》，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神明。而”神”则更为广泛，可指各种神灵和超自然力量。马礼逊最初选择了使用”神”来翻译”God”。

随着更多传教士加入翻译工作，对于这一核心术语的译法出现了分歧。有人主张使用”上帝”，认为这更能表达基督教上帝的唯一性和至高性；而另一些人则坚持使用”神”，认为这更符合圣经原文的含义。

争论的深化与两大派别

随着19世纪中期传教事业的扩展，”God”的翻译问题日益突出，形成了两大派别：

“上帝”派：主要包括英国伦敦会的一些传教士，他们认为”上帝”一词在中国传统中已有崇高地位，能够传达基督教神的独一无二和至高无上的特质。

“神”派：主要包括美国传教士和一些英国传教士，他们认为”神”更接近圣经原文的”Elohim”和”Theos”，而”上帝”可能会与中国传统宗教概念混淆。

争论的焦点在于：“上帝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含义是否与基督教的”God”一致；使用”上帝”是否会导致基督教被误解为中国传统宗教的一种；”神”的广泛性是否会削弱基督教上帝的唯一性；以及哪个译名更能准确传达圣经原文的神学内涵。

1890年上海传教士大会的三天会议

1890年，在上海举行了一次重要的传教士大会，来自各差会的代表齐聚一堂，讨论中国传教事业的诸多问题，其中包括《圣经》翻译问题。会议决定翻译一部各方都能接受的《和合本圣经》，包括文理版（文言文）和官话版（白话文）。

在大会框架下，针对”上帝”与”神”的译名之争专门召开了为期三天的会议。会议中，双方代表各自陈述理由，进行了激烈的辩论。最终，会议无法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，但形成了一个折衷的解决方案。

考虑到这一争议已持续数十年且各方立场坚定，会议最终决定采取一个实用主义的解决方案：同时出版两个版本的《圣经》—一个使用”上帝”，另一个使用”神”。这就是后来所知的”上帝版”和”神版”。

这一决定体现了传教士对中国传教事业的务实态度，也反映了对不同神学观点的尊重。虽然这不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，但它允许翻译工作继续进行，避免了更严重的分裂。

和合本的出版与影响

在三天会议的妥协方案基础上，翻译工作继续进行。1906年完成《新约》的翻译，1919年完成《旧约》并出版完整的《和合本圣经》，成为中国基督教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。

从1919年起，中文圣经同时有”上帝版”和”神版”两种版本流通，它们在内容上完全相同，只是在表达”God”的术语上有所不同：

– “上帝版”中使用”上帝”

– “神版”中使用带抬头的”神”

《和合本圣经》的问世正值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之际，它成为中国较早的白话文翻译著作，对中国白话文的普及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。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它是”新文学运动的先锋”，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形式借鉴和语言资源。

现代发展与反思

随着时间推移，《和合本圣经》经历了多次修订。1988年出版的《新标点和合本》继续保持了”上帝版”和”神版”的区分。2010年完成的《和合本修订版》同样保持了这一传统。

在当代中国基督教界，两个版本仍然并行使用，不同地区和不同教会的偏好有所不同：香港圣经公会主要出版”上帝版”，而联合圣经公会则同时提供两种版本。

从历史角度看，”上帝”与”神”之争实质上反映了基督教本土化过程中的文化适应问题。选择哪个译名，不仅是语言问题，也关系到如何理解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。

这一争议提醒我们，翻译宗教文本时，准确传达神学内涵的重要性。三天会议采取的折衷方案虽非完美，但代表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智慧，避免了持续的分裂，促进了圣经翻译工作的完成。

中文圣经的”上帝版”和”神版”的并存，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独特现象，也是宗教文本翻译面临的特殊挑战的例证。那次关键的三天会议虽未能完全解决”译名之争”，但其务实的折衷方案使得《和合本圣经》得以完成，并在中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，至今仍是华人基督教世界最为重要的圣经译本。